清代宫廷音乐机构“蒙古音律处”初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的一份满文档案中，钤盖有“管理蒙古音律处”的图记，满汉文合璧，满文居左，为“corci šibang be kadalara bai temgetu”，汉文居右，为“管理蒙古音律处记”。

对于清代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蒙古音律处”，目前相关著述中鲜有论述。五朝《大清会典》及其则例、事例，以及《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等清朝典章制度文献，皆未有蒙古音律处相关记载，目前笔者仅见到《清实录》中有三条有关蒙古音律处的记载：

这三条记载从不同角度说明，蒙古音律处为清代实体音乐机构。

蒙古音律处在清代的正式名称为“管理蒙古音律处”，满文为“corci šibangbe   kadalara ba”。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音律处满汉名称非为直接对译：汉文名称中表明音律民族属性的“蒙古”一词，在满文名称中并无直观体现，而这一点对于理解该机构的名称乃至沿革甚为重要，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

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准确理解满文名称中corci、šibang二词的含义。查乾隆时期编修的《御制增订清文鉴》，corci与šibang并未收录其中，故这两个词极有可能借自其他语言。

《钦定热河志》中对“绰尔齐”（corci）一词，作过解释，与音律相关者有二：其一，“蒙古弹火不思、吹笳奏曲，谓之绰尔齐”；其二，“蒙古谓胡笳奏曲人”。该词用于蒙古音律处满文名中，当取前者之意，表示一种蒙古乐曲类型，因为唯取此意，“corci šibang be kadalara ba”才能在语义上与“管理蒙古音律处”互相呼应。

至于šibang，乾隆初成书的《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载有该词，是以“šibang ni kumun”对译汉文“番部合奏乐章”。其中，ni为表示“的、之”之意的格助词，kumun为音乐之意，因此，šibang即意为“番部合奏”，汉文文献多以“什帮”“什榜”对译。《大清会典则例》载：“什帮为番部合奏”；《钦定热河志》载：“什榜，蒙古乐名，用以侑食。”综上可以确定，šibang指蒙古乐曲之一种——番部合奏。

概言之，corci、šibang都是蒙古乐曲名目，“corci šibang be kadalara ba”实即管理这两个名目乐曲的机构之意，是故尽管蒙古音律处的满文名称中并未出现“蒙古”之名，但其实已经蕴含民族来源，因此汉文总其大意，概称为“蒙古音律”。嘉庆《大清会典》言，蒙古乐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可与之印证。

需要指出的是，清人还常以corci或šibang指代整个机构，“什帮处”即属此种情形。例如，道光九年（1829）管理蒙古音律处事务的定亲王，在文书内即称其所领机构为“本什帮处”。与之相类，史料中还有“corci ba”“corci yamun”和“掇尔契处”“掇尔契衙门”等名。

囿于选用史料的影响，现有对于蒙古音律处的研究，多停留在基本建制层面，对于该机构的设立及其运行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掘。

（一）机构设置与运行时间

满清入关前，蒙古音乐已在盛京流传，入关后满清继续延续这一传统并发展出独立的音乐机构。嘉庆《大清会典》记有蒙古乐进入清宫的具体时间：“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曲。”另据《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定边将军兆惠奏言：“查得，我朝自开基以来，若取一国，令献一国之乐，若收一部，令呈一部之乐。是故，宴上除满洲乐外，俾观朝鲜国觔斗、瓦尔喀乐舞、蒙古绰尔齐、汉敲碟与登杆等诸国之乐、各部之戏。”这段话对清朝开国以降积极吸纳进入其统治范围的各人群舞乐文化之惯例进行了总结。需要指出的是，蒙古音律处作为一个机构出现的时间较晚，清代文献不见其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过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可以推测其成立的大致时间。

蒙古音律处作为实体机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清会典》无载，嘉庆《大清会典》则记载了“蒙古乐曲由什榜处承应”。那么，该机构设置时间的区间范围，应该在嘉庆会典编撰之前，乾隆会典编撰之后。乾隆《大清会典》的编纂，开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正式告竣时间是二十九年（1764）；但乾隆《大清会典》除了理藩院部分和奉特旨增入者外，记事内容时间下限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可以推知，蒙古音律处的设置，至少在乾隆二十三年之后。另，乾隆三十年（1765）的一份清宫满文档案中，有“掇尔契栢唐阿札西敦珠克（jasidunjuk）在掇尔契处（corci ba）行走年久”之语，由前文可知，“掇尔契处”即为蒙古音律处，这表明该机构在此数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综合以上两点可以推知，蒙古音律处设置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年之间。

满文《宣统起居注》“宣统元年三月十一日条”载：“geli hese wasimbuhangge kumun i jurgan corci ba i doron i anakūpu wei be taka kadalabu sehe”。汉文《宣统起居注》载：“谕旨乐部及音律处印钥着溥伟暂行佩戴。”满文本“corci ba”，对应汉文本“音律处”。结合上文，“绰尔齐处”即“蒙古音律处”，可见蒙古音律处机构运行的持续时间，应该一直到有清一代结束。

（二）人员构成

清代满文档案中，蒙古音律处的演乐人员，被称为“corci baitangga”（掇尔契栢唐阿）。baitangga汉语意为执事人，清代汉文文献还常将之音译为“栢唐阿”“拜唐阿”等，“内外衙门、部院管事无品级人，随营听用的各项匠人、医生俱是”。“corci baitangga”，也就是专门负责蒙古乐曲的栢唐阿，汉文文献中常称之为“什帮（榜）音乐人员”。例如，汉文本《清实录》“道光九年二月甲戌条”记有“什榜音乐人员”，满文本对应的即为“corci baitangga se”，其中se表复数。又如，道光九年管理蒙古音律处事务的定亲王在文书中所引皇帝谕旨，亦有“什帮音乐人员”，是为蒙古音律处之“corci baitangga”无疑。然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内务府满文奏折中，已经见有“corci baitangga”群体，唯未见有专门的分管机构。另外，《雍正起居注》载，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宽宥失察偷锯陵寝树木的马兰镇总兵官特恒，令其“仍在蒙古乐部执事人员内效力行走”。“蒙古乐部执事人员”在满文本中就是“corci baitangga”，因而此处所谓“蒙古乐部”，实为蒙古乐曲之意，而非机构名称。通过对掇尔契栢唐阿的考察可以得知，在蒙古音律处正式设置以前，清宫就已有专人负责演奏蒙古乐曲；彼时对这一群体的管理方式尚不得知，但蒙古音律处的设置，显然对其有加强管理，以及强化职能的目的。

大体来看，蒙古音律处的人员构成，并未发生过太大变化。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掇尔契达（corci da）扎什泰所奏，蒙古音律处行走的栢唐阿等向无定额，皆选自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与包衣佐领之官兵与闲散。选中者，官兵食原俸饷，闲散照诸栢唐阿例食二两钱粮。具体而言，当时蒙古音律处的掇尔契栢唐阿，包括佐领1人、骁骑校1人、护军校2人、护军26人、披甲12人、食二两钱粮栢唐阿71人，共计113人。扎什泰奏请该机构以委达4人、教习12人、栢唐阿64人，共计80人为限额，其余人员退回原旗。不知是否与此请有关，嘉庆《大清会典》所记蒙古音律处的人员已有定额，且与此相差无多，具体为：“掇尔契达1人（兼三等侍卫，隶侍卫处），六品衔达2人，七品衔达2人，拜唐阿60人。”这一建制一直保持到清末，光绪《大清会典》所记与之完全一致。

从档案中的具体事例来看，被选为蒙古音律处的栢唐阿，首先要在该处学习乐器，接受考察，优者留，停其原差，劣者退回。同治三年（1864）三月，蒙古音律处咨内务府曰：“查得，本管领下蒙古音律处行走学习栢唐阿幼丁英绶，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挑得护军等因前来。查咸丰八年七月初八日，本处行走之镶黄旗满洲瑞佐领下栢唐阿广联挑得马甲，因该栢唐阿差勤艺精，经本处保留在案。今新得护军之学习栢唐阿英绶务勤慎艺精熟，例应仍留本处当差，并将护军英绶该营差务概行停止。可也。”又如，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蒙古音律处咨内务府曰：“本处学习栢唐阿、内务府正黄旗庆禄管领下护军倭伸技艺生疏，相应驳回内务府该营，仍食原饷当差。可也。”

从嘉庆中后期开始，蒙古音律处长期都有宗室亲王直接统领，可见其与清皇室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制表如下，通过考察相关文书的发文时间，足以反映出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情况（见表1）。

表1　《内务府来文》中的相关文书

（三）职能

满文本《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六日条”记载：

其中corci（绰尔齐），体现出奏乐人身份。汉文本《起居注》记录言雍正五年，“上幸丰泽园，陛黄幄御座，赐朝正外藩诸王、贝勒、贝子、公、额附、台吉等宴，奏蒙古乐”，仅记奏蒙古乐，无奏乐人具体内容。对于蒙古音律处的职能，嘉庆《大清会典》与光绪《大清会典》所述一致：“掌奏掇尔多密之乐，燕飨则列之。大狝，燕蒙古王公于帐殿亦如之，燕于山庄亦如之。”两部《会典》还注曰：“笳吹乐、番部合奏乐二部，皆为掇尔多密乐”“每岁，皇帝巡幸热河，什榜处掇尔契达一人，达、拜唐阿十二人随行木兰行围。蒙古王公进燕于帐殿及驻跸避暑山庄，燕蒙古王公于万树园以达、拜唐阿每四人为一班，凡三班，执乐器奏曲。”

蒙古音律处演奏的曲目，原是蒙古文乐曲，乾隆十四年进行了满文翻译，乐曲有满文、蒙古文两种文字：“乾隆十四年，诏以各蒙古乐曲皆增制满洲曲文。嗣后，每用乐择其曲名之佳者，或满洲曲二、蒙古曲二，或满洲曲一、蒙古曲一，先期奏闻，至时承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载：“道光二年，谕自本年起，十二月二十三日，西厂子蒙古包筵宴，著什帮预备满蒙曲，外将清音各曲亦著一并预备，著为例钦此。”

以上记载，对蒙古音律处的职能进行了精辟概括，但细节方面仍可给予进一步补充。兹举一份档案进行说明：

由此可见，清宫演乐时，在该处所习曲目中选取优异的满洲、蒙古乐曲目以备承应。此档案中体现出自乾隆后历朝蒙古音律处的演乐传统，即每年十二月到正月十五间频繁演出，演出场所为紫禁城内的乾清宫、保和殿、紫光阁等处，演乐栢唐阿的人数二三十名。栢唐阿的演奏形式为器乐合奏，演出曲目为满蒙乐曲、清音套曲。在一些特定场合，也能见到栢唐阿的身影。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一日，“管理蒙古音律处事务和硕定亲王恭照，本年十月初十日，皇太后六旬万寿在慈宁宫筵宴，应行预备满蒙乐曲。本处派出栢唐阿预备满蒙乐曲及清音套曲之处，相应知照内务府可也”。蒙古音律处的栢唐阿，不仅在北京紫禁城内奏乐，清帝谒陵盛京时亦会被带往奏乐。例如，道光九年（1829），以“本年恭遇皇上驾诣盛京谒陵，礼成后升大政殿延宴时，应行带往人员预备蒙古乐曲”具奏，二月初十日道光帝旨：“什帮音乐人员亦著该衙门照例带往。”随后“今本处派出随往盛京之委用达……”

上文综合考证了清代满汉文档案及相关史料，梳理出清宫内专司蒙古乐的机构蒙古音律处，即“什傍处”。因前学述及蒙古乐机构时，多使用汉文史料而较少涉及清宫档案，故而对“什傍处”这一名称较熟知，且考证维度集中在汉文，缺少满文档案。清代音乐档案记录的蒙古音律处，体现出统治者重视蒙古音乐，将其作为近侍演乐机构，负责承应清宫各处重要礼仪场合的演乐任务。